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
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第79-97页
内容提要：1920年代，当五四大风在各地蔓延时，地方读书人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愿意或不愿意都处于其风势的萦绕与影响之中。在诸多读书人中除了与新文化一拍即合的边缘知识青年外，另有一个重要群体即由清末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群体。老新党“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这种尴尬而复杂的状态让他们对新文化既不得不适应，又会有强烈的排拒。考察他们与新文化的互动能为五四大风的起源、扩散与影响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同时也能借此来理解作为清末延长线和国民革命“既存状态”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个已有无数研究的大题目，但迄今仍不乏进一步的讨论空间供研究者腾挪深入。近十余年来对于此课题研究的推进，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
一种是“重审政争史”的趋向。在此趋向下，这一时期的政潮、学潮、民潮和思潮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成为此研究趋向的中心问题。王奇生、冯筱才、邓野等学者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充分证明了在这场运动背后存在诸多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控制和操弄力量，这些力量间的缠斗、博弈与争夺虽然隐晦在幕后却异常激烈，远远超过以往史学界研究的简单认知。①
另一种是“将思想史与生活史”联结考察的趋向。此趋向关心的是五四大风带来的新思想究竟是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它如何改变了当地读书人乃至一般人的观念和认同，进而新思想怎样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互动等重要问题。②
无疑，这两种研究趋向均提示着五四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这体现在：五四自有来源于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各家所诠释的独特意义，但这些“意义”大多并非是从五四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为论证自身的合道性而层层叠加上去的。虽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意义”命名为历史神话，毕竟它们都或多或少揭示并解释了五四的历史过程，但对照上文提及的两种研究倾向，其至少有两大局限：一个是过于强调和关注五四的“独特”，而忽略了五四其实既在晚清的各种延长线上，又是日后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无法绕过的“既存状态”，因此必须在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五四，当然这种长程考察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前后连接和彼此附会。另一个是五四的“独特”衍生出五四新人物与新思想的“独尊”和“放大”。“独尊”和“放大”使得五四的思想系谱与人物脸谱往往显得简单而干瘪。尽管十余年来有许多出色的研究使其丰富立体了许多，但仍嫌不足。这特别体现在清末民初那些半新半旧、似新实旧、不新不旧的人物和其思想仍较少得到关注，正如夏济安所说：“光与暗一类的对比恐怕永远也道不全那个时代的真意，因为光暗之间还有无数深浅的灰。好比暮色里藏匿着鬼影、私语、异象与幻影，稍不注意，它们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中。”③
因此如何处理这批人物和其思想与五四的关联互动就成了一个以往讨论较少，但又饶有趣味的论题。其中一类就是被称之为“老新党”的那批读书人。这里先要对“老新党”这个概念做一简单梳理。
“老新党”的提法源自“新党”，“新党”一词又与“康党”密切相关。1895年后清廷变法，康有为的弟子与康的支持者被反对人士归类于“康党”。康有为等则将“康党”一词视之为反对派强加于他们的“恶谥”。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一系自归其类为“新党”，转而在其主办的报刊中试图强摁一切与之意见不合者入“旧党”之列，以期占领“以新凌旧”的制高点。1903年左右广东、浙江等地“革命党”大起。他们除联合会党在帝国边陲频频发动“起义”外，还纷纷往东京、入上海、赴南洋做“志士”乃至“烈士”，为争夺话语权与实际利益，屡与康有为一系大起冲突。“革命党”为显示其更“新”，遂亦自命为“新党”，而径自改称康有为一系为“保皇党”或“老新党”。④此为清末的大致情形。
进入民国后新文化大潮涌动，胡适、钱玄同诸公一边在文章中压抑清末新学，以凸显自身做的是前无古人之工作，一边又屡屡称曾朴、王照等人为“老新党”，以展示他们的趋新源来有自。因此常惹起这类被强行归入“老新党”诸公的愤愤之感，常期盼有一群“新新党”出现来反制胡适等人。⑤至1920年代末，“新新青年”果然将胡适、鲁迅等也归入“老新党”，甚至是“三代以上之人”⑥，足见“老新党”为一变动不定之称呼，颇能映射近代中国新旧随时更易之形势。但撇开名称，究其实际，则自清末开始一直到1930年代，“老新党”确为一股对国家和地方都有大影响的重要势力。比如张謇、张元济、黄炎培等就是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老新党，在地方上则活跃着更多名不见经传的老新党。他们基本都“食科举制度之赐”⑦，但功名实不甚高，一般限于秀才、举人，偶有进士。这些人基本未能有黄炎培一样的运势从地方攀上省界精英和全国精英的门槛，但在地方上他们还是颇有号召力的。这批人的相似经历是都在清末的时势推动下走上了趋新之途，一般很爱读《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刊，热烈地崇拜过梁启超等清末名士，在地方上亦曾借新政显过身手，如举办新学、参与宪政、筹备地方自治等，同时又有一定的旧学根底。谢觉哉就曾为湖南宁乡老新党的特点做归纳，说他们“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⑧。
这是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提示我们：在五四那个大时代中，除了“最主要和最高”的那个思想层次，也有地方读书人的那个思想层次。五四大风如何在地方四处蔓延?在蔓延的过程中地方上与五四大风竞争或竞合的力量有哪些?如何展现?这些问题均需重新来梳理和解释。本文就主要以地方老新党为切入点，以地方读书人与五四大风间的交缠关系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讨论。
一、五四大风何以蔓延
对于五四大风蔓延的原因，从历史因果来分析，其风势起于清末以降人心、思潮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⑨；大风中心位于学生云集的北京和报馆、出版机构林立的上海；其鼓荡来自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巨型知识精英。但一场大风若要有持续的扩张态势和膨胀能力，则不能缺少来自四方的众声呼应。这些呼应的主体首先是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青年，对此前贤有相当多的精彩论述，在此不赘。⑩不过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虽然非常重要，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国肇建后，可能与新文化主流势力相竞争的几种集团性力量的持续衰落，且这些力量之衰落未必起始于同新文化竞争，而是有着从民国建元开始自身的发展逻辑。
这几种集团性力量按梁启超的分类大致为旧官僚、旧革命党与旧立宪派。李大钊将之区分为“军权系统”“政治系统中的温和系统”和“政治系统中的激进系统”。在李氏看来“洪宪皇帝之威灵”败亡后，“军权系统”骤失其中心而呈崩离之象，不能“复反于壮盛”(11)，由此可能与新文化主流势力相竞争的有以孙中山、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章太炎、章士钊等为代表的旧革命党即民党势力，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旧立宪党势力和以林纾等为代表的清末文学名士之势力。
以民党势力论，吴芳吉(1896-1932)因1913年“二次革命”的缘故已认为：“彼革命元勋，及一般伟人，皆民贼也。”(12)征诸其他读书人的材料，这种“革命元勋实为民贼”的看法在他们的言论中比比皆是。吕芳上就指出：“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与‘暴民’两个名词的含义，几乎等同。”(13)
到了五四时期，民党虽然有办报、设刊、交好新文化同人的努力，但除了个别人物外，似并未改变当时读书人对民党的整体观感。(14)1919年浙江一师的学生陈范予因孙中山致电徐树铮“多有拍马”，就感慨道：“噫!中山!你也算革命的人物，是卓卓的人物，你岂还要求势力，和卖国贼交口。这真不值得至极了!无他!这是头脑烘烘的缘故!”(15)1920年吴芳吉读了汪精卫发表在《建设》上的文章后说：“回忆十年以前，在《民报》所读他的文章，与今日再读他的文章，其所生感想，判若天渊”；又说“民党中书生似觉胡汉民较为健拔，汪精卫与章行严则毫不长进，且有退化之势”。(16)1922年吴氏的议论矛头指向章太炎，说其是“惟小学可称，何有于文”(17)。1921年郭沫若游览完西湖的革命烈士祠后则揶揄道：“参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坟墓，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便折回旅馆去。”(18)1922年陈独秀更直接说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19)。这些都可看出1911年革命后十余年间民党在人心中是何位置。
以清末的文学名士而言，1915年身处温州瑞安的张棡(1860-1942)就说：林纾之文笔“太冗长可厌”!“近竟称雄于小说界”!“然皆文过其质，可以惊心悦目者，则寥寥也”。因此张氏认为林氏在清末译书尚可，但“后来所译之小说皆无佳处”；“而近来震其名者，林书出即崇拜之，绝不察其内容如何，宜乎小说之价格日低也”。(20)这种说法较之胡适所说“琴南早年译笔还谨慎，不像现在的潦草”早了大约五年。(21)在无锡一隅的钱基博除了认为林纾“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外，亦不满林纾与“北洋军人魁桀，盗国之钧”——徐树铮走得太近，说：“徐树铮军人干政，时论不予；而纾称为儒将，或者以莽大夫扬雄《剧秦美新》比之，惜哉!”(22)从张棡、钱基博等对林纾的评价可见连地方老新党都对林纾的行事与文字相当不满，何况边缘知识青年乎?
而且林纾虽然经常发表攻击新文化的文章，但是若从地方读书人的阅读来看，这些文章的接受度并不算高。无论对《新青年》认同或反对，“新青年”三字至少频频出现于地方读书人的笔端。相比之下，发表林纾文章的报刊和林氏著作如《公言报》《新申报》《畏庐文钞》等在笔者所见的地方读书人的记录里几近全无痕迹。而仅1919年《每周评论》第17号上转载的反林氏的文章有14人16篇之多，据此有论者称“对林纾批评几乎形成全国性的言论围剿”(23)。
“全国性言论围剿”之说实略嫌夸张，但至少说明在五四大风兴起的同时乃至更早，曾红极一时的林纾既不能凭借报刊之力扩大其声光，又与原本甚相得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之关系日渐冷落。同时自1913年林氏被迫从北大辞职后，他在吸引边缘知识青年最重要的空间——大学里失去了位置，以致其反新文化时，所能倚仗之人物不过是一随时可被北大退学的学生张厚载。更要命的是作为一前清举人，其因功名的限制，在代表新文化对手方的资格上就输人一筹。(24)因此表面上看林氏乃反新文化的一大主力，但实则影响极其有限。钱基博曾指出：“胡适之学既盛，而信纾者寡矣。”(25)其实不必“胡适之学盛”，“信纾者”已寡也。类似的情形同样表现在梁启超、康有为等旧立宪一派的形象与口碑上。
1929年朱希祖曾为梁启超生平作一总结。在朱氏看来：一方面，梁启超“创《新民丛报》，余个人及全国志士皆受其振发，颇多影响，此不可不推为有功之人”；但另一方面，“其在民国时代，一入政界，时而党帝制，解散议会；时而党革命，推翻帝制。其后，又排斥革命，依附北洋军阀。此则其最不满人意者”。(26)
朱氏对梁氏有功之处和进入民国后的“不满人意”之处清晰地反映在张棡等地方老新党对梁氏的印象变迁里。在清末梁启超是这些“趋新人物”的崇拜对象。张棡看《新民丛报》，会说“是报均系梁任公主笔，议论精警，识见透到，洵中国近来报界之巨擘，细阅为之爱不释手”。读《现今世界大势论》和《灭国新法论》，则认为两书是“痛切之谈”，可以让“石人下泪”(27)!读《新中国未来记》，张棡觉得此书“尤有无穷新理，不得与寻常小说一例观也”。阅《德育鉴》，则以为其“字字皆切理餍心，发人猛省，洵保粹之兴奋剂也”。而看到《大陆报》上攻击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文字，张棡会不屑地认为这些言论“语皆皮毛，不足损梁氏之价值也”(28)。
但入民国后梁启超的影响力发生了不小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梁氏的政治形象上。读书人在民国和在清代参与政治的最大区别是：清代读书人参与政治有其作为“士”的路径与准则，至少不会轻易动自己来做皇帝的念头，而共和时代讲民权，于是“人人皆有总统之望”，这意味着人人都有踏民意之阶梯通向高位，甚至爬到顶峰之可能，梁启超对此既不能免俗，亦恐怕不乏此雄心。(29)因此梁氏参与政治说是“想化官僚”，但“结果终是官僚化”，这直接影响了梁氏的政治形象。(30)张棡在1915年底看到《申报》上登载的梁启超辞职消息后就说：
见参政梁任公有辞职之表，骈四俪六，颇见高尚。然共和立国本非任公平素宗旨，而幡然出山，受袁氏之爵禄，已未免贬其丰节。此次为国体变更，违其言论，因之托病辞职，虽较杨皙子、刘师培等识高一筹，然视其师康南海之超然远引，则抱愧多多矣。(31)
这段话说明在亲历从清末鼎革到袁氏称帝这一过程的读书人眼里，不同世代之人大概看法迥异。新青年中不少人执著于帝制到共和的“国体”进化而对梁氏“反对帝制”的态度拍手称快，却未必细察梁启超“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之宏文究竟说了些什么。(32)年纪更大一些的老新党则沿用士大夫要有“值得敬仰和效法的人格”为标准考量梁氏的行动(33)，于是梁启超关于“国体问题”的暧昧表达不但在老新党处难得肯定，反而被视作他进入民国干了政治后，时而“党帝制”，又时而“党革命”的诡谲表现。康有为即说：“生戊戌以来，以保皇自矢；迄事势稍变，生遂卖畴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赞袁氏，违叛民意。迄袁氏积怨已深，又卖袁氏，贪天之功为己力。”(34)如果说康有为是因师生之嫌隙而作过分之词的话，那么章士钊是先认同梁氏为“富有主义之政家大党”，无“贬节丧义之嫌”，然后特别指出：
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说倾巧善陷，一若足以动庸众之听者，何也?呜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则梁先生入民国来，一言一动，俱不免为政局所束缚，立论每自相出入，持态每卼臲不宁，实有以致之然也。夫当共和立国之日，身为辅导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陈共和之非，其言又为一时所矜重，岂有不为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见之，则又废然。此四年间，观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办报，忽忽而入阁，忽忽而解职，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谈，忽忽而著论痛陈国体，恍若躬领大兵，不能策战，敌东击则东应，西击则西应，苍黄奔命，卒乃大疲。盖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动，而与其夙昔固有之主张，相去盖万里矣。呜呼，补苴之术，岂可久长，有谋而需，乃为事贼，梁先生自处有所未当，八九归诸社会之罪恶，即过亦为君子之过，谁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于中国之治乱兴衰，所关甚切，如是之举棋不定，冥冥中堕坏国家之事，不知几许。(35)
因此在第一次复辟里，一方面“开历史倒车”的称帝给新青年们带来大失望，另一方面梁启超因其多变和善变而给民初仍旧存在的“士林”带来了不少口诛笔伐之资。此时反倒是康有为以其“一以贯之”的反袁表现而颇得“士林”，甚至新青年的赞许。(36)常熟的前清进士徐兆玮就认为康有为“较梁任公辈葬身政客生涯中终高出一筹”(37)。毛泽东好友张昆弟则在日记中说：“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面讥帝制，真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之幸矣。”(38)
到两年后的二次复辟，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因介入甚深而在政治上大大失分。从此师徒二人不要说在新青年处，即使在老新党那里都基本失去了清末发言辄能搅动天下人心之地位。张棡就说：
复辟之事已声销影灭，张勋辫子军溃散，康有为逃遁，张勋亦遁……噫!视国事如儿戏，置一君如弈棋，而其病皆由希荣求宠而来，吾不为张勋惜，吾窃为数十年好为经济，自命圣人之康南海惜也。段祺瑞讨逆文，洋洋数千言，闻是梁任公笔墨，以最相契之师弟，忽反颜而为仇敌，亦儒林中之怪现状也。(39)
这段评点一方面说明康有为参与复辟事之甚不得人心，亦甚不合时宜，(40)但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地方读书人对以公开檄文“谢本师”，以通电讽刺康氏的梁启超也并无好感。他们与用“后跻马厂元勋列”诗句讽刺梁氏的陈寅恪遥相呼应。在陈氏看来通电“诋及南海，实可不必，余心不谓然”(41)。这种“心不谓然”的缘由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与第一次复辟类似，即“不谓然”于梁氏实际参与政治后的不断“反复”。
因为行动的反复叵测和诡谲的时势不予，进入共和后，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干政治”实都不太成功。康、梁在政治上的“不成功”又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文化运动上的影响力。
1918年张棡读康有为的《共和平议》，说此书虽然“多诋共和之谬，民国之乱，颇觉悚惕人心”，但联系康有为的实际政治表现，则“自复辟变后，颇不满于人意”，由此“言虽切，恐不能如《清议报》《不忍杂志》之可以鼓励人也”。(42)同样，梁氏主办的报刊“魔力”也在减退。1902年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新民丛报》是“看至半夜，不忍就枕”(43)，到1915年杨贤江在浙江第一师范虽然仍读《新民丛报》，但已是“阅《新民丛报》三页而寝”或“寝前阅《新民丛报》数页”(44)，已不见周氏十几年前的心潮澎湃。同年，张棡看《大中华杂志》直接发议论说：
是报亦梁任公主任撰述，论述宗旨与《庸言报》相仿佛。惟内载蓝公武所撰《辟近日复古之谬》一论，直谓礼节孔教皆为今日不急之务，议论乖谬，形同狂吠，中国有此等谬论，令人读而发指，而梁任公公然选之登报，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45)
作为僻处温州乡间的读书人，张棡有此疑问十分正常，因为他不知道蓝公武与梁启超关系十分密切，被称为梁氏“门下三少年”之一。不过即使张棡清楚二人交情，同样是趋新文字，出现在清末梁氏主持的报刊里时被张棡等如饥似渴地阅读，而到民初则被质问成“是何肺肝”，足见其吸引力的降低。
当然相较康有为，老新党们从清末开始一路更受梁氏文字之哺，“受其振发，颇多影响”(46)，因此对梁氏的著述总有一种抹不去的情结在。这或也是1920年后梁氏的部分作品仍受人瞩目，销路畅旺，为地方读书人所阅读的原因所在。但这些作品要么是《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谈国史、论学术的书，要么是所谓“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讨论”(47)，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进入了“谨慎的细针密缝的专门学者的著作时期”(48)。而梁所著的那些试图吸引新青年的政论与时论则似有一定影响，却无法拓展出清末时的巨大声势。这表面上源于梁启超此时“抛弃了他所自创的风格而去采用了不适宜于他应用的国语文之故”(49)，但深层的原因则如舒新城所言：“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不过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不是他们有意如此，是被他们的‘士大夫’集团先天条件规定得不得不如此。”(50)
舒新城作为梁氏集团的大将，对于自家圈子“士大夫”特质的把握相当准确。正是因为梁氏自己和其左右难脱这种特质，同时他们的实际行动又经常悖离这种特质，这种吊诡的情形遂使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难以达到让新文化运动“另起炉灶”或别建正统的目的。(51)
总之，无论是民党势力，还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前清立宪党势力，或是林纾等为代表的清末名士势力，他们自民国建立后都给时人造成了和现实政治撇不清关系的污浊形象。诚如李大钊所说：“温和、激进二派，所以日即销沉者，一以系统中之分子，泰半皆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恒不惜以国家殉其私欲与野心，此种行为，渐以暴白于社会，遂来[致]国民之厌弃；一以其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故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52)
这段话正充分提示着五四新文化崛起的背景正是由于民国建立后政治问题持续地难以解决，遂转向全盘文化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点明了五四是以文化运动的方式来澄清政治，造社会的特殊面相。
二、老新党对新文化的适应
在初步了解了五四大风强势崛起的背景后，地方读书人如何应对新文化骎骎乎来袭的局面就成了一个值得重新考察的问题。边缘知识青年基本上是努力地在接受、传播乃至利用新文化，相较他们，老新党们的情形更加复杂，他们与新文化互动时会出现不少诡谲而多歧的历史面相。
五四大风无远弗届，无论读书人本身的意愿如何，都要或有意、或无奈地对新文化做出适应乃至呼应。《小时报》上就说叶德辉“晚岁之眼光线最注射新文化，凡海上著译之籍无不搜觅入目，每于搦管时亦复羼入新名词一二，其溶化力不在任公下”(53)。
连当年激烈对抗康梁新党，“杀人翼教”的叶德辉都如此，曾是清末新人物，如今是老新党的读书人就更不可能与新文化完全绝缘。以张棡为个案，他身为国文教员，又在新学校教书，因此当新文化的各种因子如潮水般涌向地方上的学校时，他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教学和阅读以适应这股潮流。
从教学来看，1915年12月张棡即感到“学校之课国文，与家塾则微有不同”，因为“学校科学多而功课杂，重普通不重专门，使第步趋桐城，讲求义法，讽诵骚选，宗尚练词。教者既无此时间，听者亦不免厌倦”；“似不若侧重实用一边，取其词达理举，可以得行文之常识”。(54)这段品评文字一方面源自张棡的文章趣味，但另一方面则明显是由学校制度倒逼而来，其应对思路已不免和新文化主潮反对“桐城文章”，倡导语言文字“实用”之趋向暗合。1916年张棡更是应学生要求创作“教育新剧”，剧本“用白话之体”，内容为“科举时代教育腐败，一老秀才聚徒讲学，适丁科举之废，新学朋兴，而老生不服调查，大起冲突，卒由提学使行文斥退，择开通士绅数人，改良兴办学堂而后了结”。此剧后来虽然因“校长不大赞成，外界亦啧有繁言”而作罢，但张棡此时仍在趋新之途可见一斑。(55)
到1920年五四大风渐渐席卷地方，张棡开始将一些古文翻为白话文来教授，他特别挑出元代逸出儒、释、道“三教之外”的邓牧《君道》一文译成白话，以此来“促学生古今的比较观念”(56)，这种挑选传统中的“异端”入教材的做法与钱穆好友——“新青年”朱怀天在无锡地方上的尝试几近一模一样。
为了教学之需要，张棡还研习过“注音国语新体字”，亦和同侪研究过“国语注音事”，还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范祥善编写的《国音浅说》。不过当时浙江省派到温州地区的国语演讲员似各说各话，常令地方上的一线教员产生混乱。张棡日记中就说：“叶君木青来校课国语。据其言论，声母上十二字，应以入声呼之，方合鼻音。与前月周蘧在瑞所教之音为平声，又似两歧。”(57)1923年张棡更进一步选择了几篇常识语体文作为中学生课本，不过他选择的“常识文”仍不脱老新党痕迹，文章出自《国风报》。(58)
从阅读来看，张棡虽不经常但会找一些新文化巨子最轰动和最著名的作品来读，而且对他们的观点不乏认同。如他从1920年9月中旬起开始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陆续读到10月中旬止，大致可见他对于此书的兴趣。尽管他评点《大纲》是“信口诽谤，悍然反古，足见近日之思潮惑人深也”，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大纲》“取周秦、老、孔、杨、墨各学派，均以西洋哲学系统方法，条分件系，颇觉新颖”。(59)这种看法实已看到胡适此书最吸引新青年之处。同年他称赞何仲英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谈国文教育的文章“义精而透。非深悉国文甘苦者，决不能道一只字，此君洵今之名手也”(60)。而何仲英的这些文章其实是对胡适名篇《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观点呼应和内容拓展。(61)1923年他从《太平洋杂志》上读到过吴稚晖的名文《新制宇宙观与人生观》，说吴氏“思想议论颇恢诡奇辟可诵”(62)。
从张棡和友人的聊天讨论中也能发现他对新文化并不陌生。夏承焘曾告诉张棡：“西国罗素先生新来中华演说，其主张则劝中国宜以保粹为主义，新文化潮流总觉太急躁也。”听到这个消息张棡的反应是“此说与杜威博士不同”，足见他对流行西哲学说的关注。(63)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棡对周边新文化人物的态度是因人而异。1920年他读朱隐青翻译，刊登在温州“新文化”代表刊物《新学报》上的《德谟克拉西主义》时会说“词甚精切”，这自然和朱氏当时为其任教的温州十中校长有关(64)，但亦和朱氏治校有“理学气”有关(65)。1922年省视学来校演说，谈到中学生“须具有世界的眼光、练习组织的能力、科学的智识、强健的体魄和充分的自动力”时，张棡也未表示反感，反而觉得“其词有系统，意含恳切，视学如此公洵有不负责任者也”(66)。这一点最明显的反映是在他对于周予同和朱自清的不同态度上。
周、朱二人均为典型的新青年。不过张棡对周予同的评价是：“此等少年略拾胡适之、陈独秀唾余，便自矜贯通教科，而语章总不免蹈轻薄之病，且崇奉胡、陈二人学说如金科玉律。噫!学风之坏，出此卮言，亦吾国文教之一阨也。”(67)而对于同样上课“颇注重白话”的朱自清，张棡在1923年写给朱氏的赠诗中却形容为“语翻科臼宋儒录”，还表示要“名山著述吾衰矣，鹿洞从君学步趋”。对另一位同事用新标点课《项羽本纪》，张棡亦赞其“文搜马史精标帜”。(68)尽管这可能仅仅是场面上的客套话(69)，又或者是张棡大致能接受朱自清对传统诗学的理解(70)，却不太能认同周予同反对“读经”的激烈态度。(71)
以上均可说明在五四大风的笼罩之下老新党对新文化的适应，这种适应会时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不经意的显现。如张棡见到他的旧门生，会认为“二人皆肄业北京大学，不日可以毕业，真吾门后起之秀也”(72)；听到友人“语纯北音”，会立刻想到“尤为今日新设国语课本相宜”(73)；看到学生翻译的白话文也会觉得“极畅达可喜”(74)。在他的日记中也会不时跳出几个时新名词，如担心其子毕业后成为“高等游民”(75)，指责他人“无意识”之类。(76)
不过行文至此必须强调老新党们虽有延续清末趋新之路，努力适应五四大风的那一面，但就其整体表现而言，他们对于新文化的认同颇有限，更突出的另一面是他们对于新文化的排拒。这种排拒或表现为积极的反抗，或体现在消极的排斥，不一而足。
三、老新党对于新文化的排拒
从老新党对新文化的积极反抗这一面来说。他们经常会借日记、诗作等对与新文化有关的人和事进行直接的抱怨乃至谩骂。
像张棡从1920年起就在日记中说《新青年》是“扰乱文学界的怪物”(77)；胡适、陈独秀等是“妄人”(78)；蔡元培的字“陋劣之至”!质疑他如何能跻身翰林之列?进而点评云：“此君素负虚名，且久为北京大学校长，而书法乃如此丑陋。可见其平日胸无学问，徒仗空名，所以主张白话，推翻中文，迎合新青年心理，而终蹈欺世小人之辙也。”(79)
1922年10月张棡写的诗钟里又有“革新文体太矜奇”和“万般世态尽趋新”等句。(80)1923年5月张棡的另一首诗里则说：“时衰大道裂，学坏歧途趋。卮言日簧鼓，文字委沟渠……老夫性迂拙，久与世龃龉。经史稍涉猎，甘作蠹书鱼。”(81)6月他为毕业生撰“五古诗计四十八韵”。在张棡看来这些诗“于近日语体文，极意诋斥，不顾骇俗，亦犹骨鲠于喉，不得不吐之也”。(82)1925年12月张棡读了温州乐清读书人陈电飞编写的《潜龙读书表》一书后，又写成了《读乐成陈氏〈潜龙读书表〉书后》的长诗来痛訾新文化，云：
近今学校盛，学子何莘莘。观其所讲贯，功课非不勤。
问有心得否?读如不读云。毕业竞出洋，勇可掣鲸鳞。
数年赋归欤，稗贩东西文。鲁莽译外籍，新奇傲典坟。
分布诸生习，俨为圭臬遵。顿教吾国粹，弃掷等埃尘。
经史束高阁，论孟当刍薪。有书不必读，读此必多闻。
况复逞怪诞，反古语齗齗。俚言当学说，谣谚师村民。
青年饮狂药，敬礼比河汾。校校皆读此，声势哄如狺。
恨不遇秦皇，尽付烈炬焚。永无谬种传，庶可慰苍旻。(83)
徐兆玮则在日记中直接说：“自《新青年》提倡新体诗，潮流所及，波动一时，其实破坏文体，不值一粲也。”(84)接着徐氏连续引用他所读报纸上对“新体诗”的各种冷嘲热讽来作自己观点的佐证。(85)刘绍宽的诗作里亦有“泯棼世局已如斯，被发伊川早识之。异说乾嘉开钜子，末流洪猛甚今时”之类的句子。(86)
除了日记、诗作之外，老新党们也经常利用各种地方上的重要时刻如纪念日、学生刊物创办、新文化人物到当地演讲等，发表自己的言论或著述来显示自己和新文化主潮对立的态度。
1920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创办学生刊物，邀钱基博写发刊辞。钱氏就在文章中对新文化的两个关键词——“自觉”和“解放”做了一番特别的解读，说：“自五四运动以还，新思潮弥漫，‘自觉’、‘解放’之声，洋洋焉盈耳。曰：‘此欧化之所以日进无疆者也。’……孔子何尝不言‘自觉’?何尝不言‘解放’?‘克己复礼’之谓‘自觉’；‘仁以己任’之谓‘解放’……信道不笃者不能‘自觉’，执德不宏者不能‘解放’。”(87)
同年，钱基博在听了杜威的演讲后又写长文抒发感慨，其中说：
今日听美国博士之言而称道“平民教育”、“试验主义”者，异日听德国博士、日本博士之言何不可以主张“军国民教育”、“黩武主义”也耶!何也?以其自我无意志，只随人脚跟为转移也。乌呼!自我无意志，只随人脚跟为转移。而国人今日遂不忠于所学，以学术思想为投机：今日“国粹”，明日“新文化”。其实不过揣迎时好，弋猎声誉，作一种投机事业而已，非真有所主张有所研究云尔也。卒之随波逐流，而思想陷于破产，转徙流离伥乎如丧家之狗，莫适所届。(88)
1921年9月孔圣诞日，张棡在学校举办典礼时上台演说，直接批评几位同仁不懂孔学，言辞悖谬，乱发议论。进而发挥道：
今日圣诞抱崇拜严肃主义，决不可离题发论，且孔教今已定为国教，其根本盛大绝无可以推翻地步。况中国诸帝王崇拜孔子不待言矣，既如胡元、满清，以外人入主中国，亦于孔子无一毫非议。可惜近日国教不明，从夏变夷，以致凌替不振，更何可拾外人唾余扬波，而陷害国粹耶!(89)
1922年9月在女子学堂开学式上，他又告诫台下学生：“万勿自恃文明，蹈近来出洋女子放荡之恶习，则自然身修家齐，而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矣。若一味言爱国，而不先修其身，先宜其家，于父兄、夫妇之间道犹有缺，尚无论乎爱国耶。”(90)
1922年10月，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的建校纪念日上说：
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化者蜂起；其说：重创作而薄因袭；人生当向前进，不当向后瞻顾。信如是说，则世间种种纪念，均属多此一举；人类之历史，亦将毫无意义!虽然，人生果可一意创作，而不事因袭；迈往前进，而不许向后瞻顾耶?曰：否!否!不然!新知识者，从旧知识中融化而来。新人生者，从旧人生中脱胎而出。于旧知识之经验中，汰除不适宜者，选择其适宜者，斯为新人生。人生不能一日离经验，即不能一日离旧文化。(91)
就消极排斥这一面看，前述张棡尚还读过《新青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等“新潮书刊”，在有些老新党的记述中这类“新潮书刊”就要少得多，而有些则根本没有任何“新潮书刊”的影子，他们有自己阅读的选择。
他们选择的第一类资源是各种古书、旧籍、野史笔记。在老新党看来自己身处一个“举世赴新学，古籍等刍狗。千载四部书，掉头不上口”(92)的时代，因此他们需要重新阅读古书旧籍，并在阅读过程中用抄录、评点等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与新人物相左的意见。
像徐兆玮读《清癯生漫录》会特别注意到“中国前代女子已有自由权”，然后追问“谁谓中国古时妇女专以闭塞为事哉?”(93)读焦循的《易余龠录》，徐氏则趁机借其论断提出八股文中的“出挑文章”实不逊色于新人物看重的汉赋、唐诗，乃是“一代传文自有真”(94)。张棡读蒋瑞藻编的《新选古文辞类篆》，虽嫌其选文“未免近滥”，但仍以为“当此国粹沦落之秋，则此书亦朝阳一凤也”(95)。甚至他读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也不忘批评一下新文化，说：“金批实能条分缕析，爽人心目。近日妄人胡适、陈独秀自诩别裁，用新标点法刊行《水浒》，而删去金批，究其批评寥寥，亦无甚奥妙处，不值识者一噱也。”(96)
第二类是他们认知中能为其提供“反新文化”资源的那些“新”文章和“新”书刊。1920年张棡读到刘冠三(贞晦)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新旧文商量》一文就说：“语语中肯，又就《易》《书》《诗》各古义发明新理警告新青年，亦大有见地，此君真可爱才也。”(97)1922年张氏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亦联系到新文化，说：“是书于学术沿革，颇能言之了了，而议论亦和平可喜，不似新派之主张白话者，一味尊己而詈人也。”(98)同年有朋友赠送张棡《学衡》杂志第一期。他读完后马上认为“中间评驳新文化及胡适之《尝试集》，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谓一壶千金矣”(99)。此后《学衡》就进入了他定期阅读杂志的名单，基本不辍。不仅如此，之后与《学衡》立场类似的《文哲学报》《甲寅周刊》《国风》等亦被张棡不断增补进其常购报刊之列。(100)到1934年张棡见到柳诒徵时仍会强调：“《学衡》、《国风》各杂志中议论，均切理餍心之作。”(101)
和张棡相似，刘绍宽也与《学衡》上的文章颇为投缘，当他读到《学衡》中评点进化论的内容就感到“皆予数年前所欲言而不敢出者。盖欧战之后，欧洲学说变迁，始敢昌言而排挤之。自达尔文等说出，酝酿数百年，而成欧战，创深痛巨，始觉其谬。而我孔孟之说幸未凘灭，或可因此而流入欧洲，普遍世界，此亦天不丧斯文之一征也”(102)。温州平阳的王理孚则说他虽然与章士钊素不相识，却极爱读章氏文字，《甲寅周刊》停办后“惘惘如有所失”(103)。徐兆玮到30年代还抄录过《青鹤》杂志上痛骂胡适的文章，并认为“虽诋諆不无太过，而评哲学史之谬则中肯”(104)。
在自己阅读的同时，老新党们会在自家朋友圈中传阅寄赠反新文化的书籍，进而借用序跋、题诗、议论等形式形成一种对抗五四大风的意见传递和心声共鸣。
1917年掌温州第十师范的姜琦写了《中国国民道德概论》一书，刘绍宽为其做序道：“自共和之说兴，秦汉以来尊君抑民之制，论者皆咎之儒术，而府狱于孔子，欲尽废其说以为快……至谓孔道为个人或家族道德，而非国民道德，书亦微辩其说……今世之奔走于国家社会者，吾见之矣。高掌远跖，而羞言个人之道德，于其归也，颠隮倾覆，乱国亡家相随属，是知圣贤之言，有必不可变易者。诚无庸骛新奇骇异之说，自丧所守以随之，而终归于祸乱也。且所谓新奇骇异者，第猎其枝叶，剽其肤泽，辄嚣然以炫于庸众，而于其根柢命髓之所在，则未尝致察焉，是于新者无所得，而旧者尽所弃，不至率天下而陷于狂邪愚瞽不止也。”(105)这些话都明显是针对着《新青年》中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而发。
1920年1月徐兆玮的好友，一贯提倡复古读经的孙雄(师郑)完成了一本与新文化大唱反调的著作——《读经救国论》。他立即写信给徐氏说此书“均为二十年中对病发药之言。盖今日种种诡异之学说、变乱之祸征，求之于群经中，皆有驳正之论，挽救之方，信乎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也……庶几稍挽浇漓之俗乎?学生、教员为政潮所利用，可笑可悯，于邻国何所损”?徐兆玮回信说《读经救国论》“对病发药，实为起死良方。惜愦愦者多，未足与言耳”。到2月孙氏又寄来《读经救国论》的样本，请徐氏为书写序、题诗。徐兆玮读后感慨：“得读《读经救国论》样本，语重心长，有关于世道人心匪浅也。”8月底孙氏寄给徐兆玮两册《读经救国论》样本、徐氏收到后马上转寄给同侪好友陆枝珊和王葆初，并抄录《读经救国论》中的诗作，赞其“用古如己出”。在给陆氏信中，徐氏认为《读经救国论》“针砭近人，颇足发聋振聩……但与新思潮殊凿枘耳”。在给王氏信中则担心此书“恐与新潮流不相容也”。不久陆枝珊回信徐兆玮说《读经救国论》“援古论今，深具补偏救弊之心。惟值此新学潮流，堤防冲溃，所谓狂澜既倒，非只手所能挽也”。得此呼应徐兆玮自然如遇知音，没几日，徐氏又特别将《读经救国论》的正式印本转赠陆氏，谓之“古调独弹，不堪为新人物见也”。(106)
同年钱基博给《无锡县立图书馆乡贤部书目》写序言云：“呜呼!今日之新文化，日长炎炎，固所以策吾人之日进文明而为特殊化之社会力矣。然而先圣昔贤之所阐明者，在时贤或土苴视之，其在当日，何必不为特殊之新文化也。自巴氏‘特殊化植基于普遍化’之说论之，则旧知必非与新知枘凿，而汲古不深者，新知亦无自濬发。时贤如蔡元培、胡适之伦皆卓卓负时望，慨然引新文化为己任，何莫非学古有获者也。盖新文化云者，非唾弃国故之谓，而刷新国故之谓。”(107)
而前文已述及的陈电飞《潜龙读书表》一书，其书各序言的作者就包括了张宗祥、刘绍宽、符璋、吕渭英等一干温州乃至浙江省内的大小老新党。张宗祥在序言中特别指出：“窃叹国粹沦亡，雅道丧时，人汩于功利之浅说，失魂落魄，举国若狂，士之生斯世，能坚己独行，不为流俗所移者希矣。”(108)
在阅读的选择和交流之外，这些老新党中不少人占据着中小学教席，因此他们在平日教学亦会对新文化有所抵制。
张棡经常会给师范学生出《忠孝节义由良知不由学术论》《女子学问以修身齐家为要说》《士立志尤贵立品说》《清明祭扫为人生根本之观念说》《男儿爱国宜先爱本国文字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说》等隐然与新文化作对的题目。(109)刘绍宽出的高小作文题目则基本都是《我之求学目的》《记蜂蝶》《拿破仑论》《春山观云记》《平阳第一高等小学校舍记》《论平阳文化不及苏杭一带之故与所以补救之法》《中学生旅行来校寄宿记》《自述历年在校所得之成绩》等被新青年称为“变相八股”之题。(110)
同时，他们在对学生作业的批点中也会流露出否定“新文化”的态度。1920年左右钱基博就通过为一篇名为《儒家智识阶级的“同盟罢业”》的学生作业做点评来表达自己对于“学潮”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学生罢学，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的学业。教师罢教，受损失的，是受教学生的课业。在学生一方面说，自己罢学，是“自暴自弃”；在教师一方面说，既然不能制止学生罢学，自己反要罢教，是“怠废职务”，是“误人子弟”。照这样说：究竟还是减损恶政府和恶社会作恶的势力呢?还是堕损我们自己在社会上作善的能力和信用呢?……而今我中国的智识界，既然不能教人不作恶，自己又不肯向善，拼命的闹罢学罢教，当做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业做。你道可叹不可叹呢!(111)
初步梳理了地方老新党们对于新文化的适应和排拒后，我们接着要问何以他们对新文化会表现出如此态度?这个问题需要从他们的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
四、老新党的观念之滞与生活压力
从地方老新党的观念世界出发，他们的思想大致由两个层次交错结构而成，一个层次是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层次，另一个层次是他们曾醉心以求的清末新学。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地方老新党自幼束发读书，四书五经、八股诗赋是他们从小就读得滚瓜烂熟的东西，其中不少人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功名。因此他们时常会表现出对幼时旧学的一些眷恋，像1924年张棡读旧日用功过的八股文集——《江汉炳灵集》，就“犹觉青灯有味似儿时”(112)。他们也时常会依靠儒学伦理来评论世风(113)，提出救世的药方(114)，更会用之以垂训家人，维系亲情。(115)
不过这些眷恋、感慨、药方和垂训读来虽然痛心疾首，触人至深，但在1920年代却大多变成为老新党的自言自语，并不足以对强势的五四大风构成真正的回应与挑战。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曾指出：“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者当中，没有一位是全然生活在古老的中国里，他们也不准备以那些传统提供的武器来护卫过去的传统。”(116)其实不是他们不准备拿起传统的武器，而是传统的武器基本已毁在他们自己手中，实在拿不起来了。孔孟之道的“传统”在清末已被老新党自己用“新学”拆卸得支离破碎，成为了缕缕游魂，正如钱玄同所说：“孟(子)老爹的话，二十年前的梁任公已经将它驳倒。”(117)
那么第二个层次——清末新学又如何呢?清末新学对老新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1920年代老新党的思想中会时时显现出清末新学的影响，并在有意无意中试图以此来平衡新文化。像张棡编写国文讲义时就会习惯性地去找《国粹学报》，认为其中刘师培写的《教育学史》《文学史》《名学史》诸篇，“皆博大精深，可以作教科资料”(118)；或者去朋友那里借林传甲的《文学史》，配合自家收藏的《新民丛报》和古城贞吉与笹川郎的两种《文学史》来做参考。(119)
在教子课读时，他并不挑选传统的经书典籍，亦不选择与五四新文化相关的读物，而是特地捡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内的文章来诵读。在张棡看来，“近来在校诸生大半诵习西文，摸索科学，以陋劣鄙琐之教科书为南针，以粗解之无之讲师为圭臬。虽此种十余年前《(新民)丛报》中最流利之文，亦未能诵之增意味，何怪其读古文、古书如嚼蜡耶!此可为世道深忧者矣。”(120)
以上都可看出对“老新党”来说清末新学确是其用之顺手的观念武器。但运用此种武器的尴尬在于：五四新文化和清末新学之间真有那么大的距离吗?其实胡适等代表的新轨和梁启超当年的旧轨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金毓黻就说胡适、梁启超“皆新学巨子”(121)也。胡适也说：“我们的成绩完(全)是从……《新民丛报》等有系统、有兴味的文章得来的。”(122)所以老新党这种重拾“清末新学”的努力或许只不过是他们对其光辉岁月的缅怀和对新文化之敌意的放大而已。他们就像一列火车在原来的轨道上跑得太久，并不容易转辙。他们崇拜的梁启超等又是经常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变化得太快，遂常导致老新党们在观念上常处于无所适从之状态中。
就实际生活世界而言，民国建立后有些老新党虽不断在日记、文章中自怨自艾，感叹世风日下，时势不予，但实际上他们在地方的各级议会、教育会、学校；各种局所、宗族产业、慈善机构中都大有势力。丁晓先就指出共和以后，各地有所谓“新绅士”，“各地方的劝理员、教育界领袖、商会总董，大半受绅士的支配”(123)。因此他们很多是地方上的有实力者。而五四大风除了带来观念思潮的冲击外，更重要的是和清末一样，它又一次引发了地方实际权势结构的转移。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前数年老新党们和新青年是在观念世界竞争的话，到20年代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亦开始处于竞争之中，在这一竞争过程中老新党凭借着其既有势力尚不处于下风，在内陆僻地还占相当的优势。有湖南常德第二师范的学生就描述当地情形说：
我校在湘西要算最高学府了。湘西二十九县的学生在此校肄业的很多。……但指导者不良——国文教员皆是举人进士——学生常年读的是《原道》……一类的文章，因为教员嫉恶白话文，所以学生也受了同化，左袒教员说白话文不好的人实在多的了不得!下面几句话，是一个同学对我说了数次的：“……白话文吗，我家里做工的都晓得那样做；白话诗吗，简直不及那些耕田老唱的山歌。唉!”记得民国九年学校初次恢复，来的教员都是受过新文化洗礼的。有一个教员被学生气极了，说一句“我到这里来开荒”的话。后来荒未开着半点，教员却被学生赶跑了。(124)
可是老新党之势力虽不像其文字中描述得那样低落，但从长程趋势看，1905年科举废除后考上大学，赴日本、欧美留学、进入全国性报刊已然成为读书人掌握权势的新原点。而地方上的老新党恰恰在这方面处于劣势。由此而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在20年代初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由全国性报刊塑造的舆论引发了老新党形象的崩塌。20年代全国性的报刊如《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不少都掌握在新青年手中。其主办者经常通过通信、问答等方式与全国乃至海外之读者产生联系，而在这些通信、问答栏目中老新党基本都是以“刁绅劣衿”的面貌呈现在社会舆论之中。比如《学生杂志》就有各地新青年的来信，有的说：“我是个中等学校才刚毕业的学生，现已入了社会的深处。想投身教育，教育却被那些老学阀狼狈为奸的占领了。”有的说：“我乡因交通不便，新颖智识难以输入，所以到现在还是一班老学究和一般为虎作伥的堕落青年横行直走，武断一切。他们压迫劳动界的手段，比前清的圣旨还要利害得多。”又有说：“我乡有个如狼似虎的老学究，他到社会上专以淆乱是非、掠取人家的钱财为业。”(125)
这些话看似是由通信、问答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通信与问答双方均不容老新党置喙和发声，而是共同塑造了那些在地老新党的不堪形象，此种认知一旦形成一种全国性的普遍认知，其对老新党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二，清末留学大潮兴起后读书人中已有“西洋一品、东洋二品、中国三品”之说。(126)到1926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父亲何寿全就深有感触地说：“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127)这些话说明当年老新党能在地方上崭露头角，法宝大概有三，一是新政大势，二是秉持新学，三是留日速成。而到20年代大势已经不予，新学已成旧学，留日速成不及正规留日，更不用说抗衡欧美一派。更可怕的是若连留日速成的经历都没有，则境遇就更加尴尬。这在张棡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1921年张棡所在学校新到一位国文教员。据张说此人年仅十八九岁，“新自东洋大学毕业回。别科学不得知，其对于国文必功夫浅薄，毫无经验可知，而居然冒昧来十中任教，亦太视四甲学生之无常识矣”。另一位老新党说得更为激动，认为：“此种乳臭子若能任教国文，则予等于国文直无须加以研究，虽足趾夹笔亦可以改削国文。”(128)但这些均只能是他们私下发的牢骚，并不能改变学校中新青年渐趋上位的现实。
这一现实让张棡哀叹：“仆自恨少年株守旧学，不解趋新，无东西洋留学之资格，为当道所契重，无北大、南大毕业之招牌，为同辈所倾襟，又无英算各科之新智识，为诸校生所景仰，而徒年年槖笔，白首依人，虚拥皋比，空谈文字，钟点甫毕，改课叠来，每值星期，总无闲晷，以有限之精神，困无形之钟点，寻常之薪水，不能肥家，徒耗精力，垂老之光阴，负匕矢人，两无所得。此中苦况，惟老于国文者知之，亦惟老于国文者能言之。”(129)转过年去，当他看到校长选任教师时更悲哀地发现“凡老年教授者，均不延聘，而新请者皆是新少年”(130)。1924年8月张棡学校人事变动，但新校长选人的目标却并不改变，要手持新文凭，能教新文化方能在此获得一席之地。(131)
而且从20年代初开始新文化已不再局限于同人的几本杂志和几套新的理论，其开始与政府权力密切挂钩。白话文、标点符号、国音等都是在教育部部令的名义下加以推广。这种态势足令老新党感到面对五四大风的无能为力。张棡就发现，“校内新到国文同事两人……均三十左右，年纪很轻，其所课白话居多”；“近来教育趋势，注重语体，旧课国文，几如附赘，学生既不暇听之，教者亦无从灌输之，于是弟等老学究旅进旅退于其间，钟点既稀，辛俸自减，入不足以肥家，出不足以糊口，真古人所谓鸡肋食无味，弃可惜者也”(132)。
第三，老新党不似新青年，有条件成为独存于社会的个体，他有错综难离的家庭关系。面对五四大风，老新党自己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抱残守缺，但其家人特别是子女一辈却未必能理解他们的坚持，同时也不会遵从他们的想法来亦步亦趋地行事。钱穆就指出：“(中国)家庭的父兄长老早已失去他们指导子弟后生的权威。”(133)这一点徐兆玮的好友孙雄就是个特别典型的个案。
孙雄之女名孙炳镛，孙氏向以旧法教之，“读四子书、《毛诗》、《左传》及正、续《古文观止》”，而且孙雄因为“深恶近日学校浮嚣之习”，所以不让女儿入学堂，亦不令学洋文，“甘为弃材，冀以保存旧道德”。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其女“惑于报纸种种新学说，坚欲出外读书或工作”。孙雄屡次禁止约束，置若罔闻。到1929年9月其女“留字数行，不别而行”，这让孙雄感到“新学说、新潮流之误人乃如此哉”!(134)徐兆玮回信安慰孙氏，同时指出“新潮之贻害，近见亲友家中类此者已有数人”，“礼教大防不足御狂流之湍急，此亦世运使然，非吾辈所能臆测也”。(135)这些话都可见老新党们仅仅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就已在面对五四大风带来的巨大压力。
五、余论
对于五四大风的理解若只从1919前后的几年来看，大概能稍见明星读书人的制造风势，新青年的鼓荡风势与不少人的顺风而行和被裹胁而行，而不太能见以下诸端：第一，若把五四放在晚清的延长线上，那么使得五四风势强烈的动因除了那些目的论的解释外，还有哪些?第二，若将五四与国民革命相联系，那么这种联系该如何更好地解说?而这些不太能见之处大概从老新党与新文化的互动上能看到一些可能的线索。
老新党面对新文化时经常产生的感慨是“潮流变迁，莫知所届”(136)，但这种“莫知所届”的局面却不由五四开始，而是由清末启其端。政治、法律、风俗、信仰等等的“无遵循”从清末到五四一直在不断绵延，这是一个波波相及的变化过程。从此意义上说五四风势的强烈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末新党的分途。
1919年罗家伦曾说：“十年前的‘新党’，有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十年前的‘革命党’，有几个不是《民报》造的?”(137)这句话有不确之处，“革命党”除了由《民报》制造外，亦由《新民丛报》所制造，其真确之处在罗氏将清末新党区别为“新党”与“革命党”正提示着五四青年相当明了清末新党的“分途”。(138)与“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的无所适从相比，基本由“革命党”转化而来的五四巨擘们好像总是能在“无遵循”中找到他们的机会，立于潮头而不倒。这批人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常常一边展示着当年发动革命和追随革命的资本，一边借国立北京大学和新式报刊掌握了更大的权势，对青年的影响力曾煊赫一时。但他们对于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的政治影响实在有限。因此虽然他们作为一种集团性力量因其他集团性力量的同时衰落而显得一枝独秀，但却只能选择以“新”文化的方式来试图收拢久已不在轨道的政治、法律、风俗与信仰。由此说来他们与老新党缅怀中国传统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实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一种努力面对的是一个只能画出理想愿景，实际上却不可能短时完成和由他们完成的任务，而后一种努力则面对的是那些已然不在，难以弥合的碎镜与残花，两者看似对立，但其困惑一定会有渐渐趋同之处。这种困惑正如1920年鲁迅所言：“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39)
在现状一塌糊涂的同时，新一代青年的力量正由孱弱而渐趋积蓄，由积蓄而近于勃发。他们原来是五四巨擘的追随者，又是著名老新党和地方老新党的腹诽者。但到1920年代，随着他们年龄渐长，羽翼渐丰，却被此多重力量压制难得上升，心中充满了怨气、怒气和戾气。于是他们对于五四巨擘的追随就变为了刻意的区隔与寻机的挑衅。他们对老新党则由腹诽变为愈演愈频的直接挑战，虽然仍经常碰壁。
更重要的是欧战结束后，旧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重又抬头，新的列宁主义势力亦强势进入，同时北洋集团又呈一盘散沙之状态，赋予国人“大失道”的印象。在此合力作用下，新青年清晰地意识到以文化方式重建秩序之不可能，遂纷纷走向“政治的解决”。因此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致可分为两段，前一段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之间跨越清末民国的持久互斗，而后一段则可视为分途的清末新党与新青年之间的一团混战，这一过程到1927年革命大致暂告尘埃落定，新的风开始吹起。
(作者附记：本文在先期成稿和参加学术讨论会时得到过许纪霖师、王汎森、王奇生、李孝悌、林少阳、陈学然、陈熙远、王鸿泰、高波、袁一丹、李志毓、彭春凌、张丽华等师友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②参见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9年6月号；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87-316页。
③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1页。
④参见贾小叶：《“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⑤曾朴即说自己的《孽海花》“赚得了胡(适)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得自命为新党，还没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曾朴：《孽海花代序——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上海：真美善书店，1928年)
⑥1928年常乃惪说：鲁迅是“一个足踏在新旧过渡线上的老新党”。他这尊偶像，“阻碍了前进的路线，摧折了新时代发生的动机，将中国民族永远留在迟疑、徘徊、消极、破坏”的路上(燕生：《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长夜》1928年第3期)。1932年比梁启超小近二十岁的刘半农则听陈衡哲说他们都被学生认作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文明国编：《刘半农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⑦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集》(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⑧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1921年11月21日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⑨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241页。
⑩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杨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12)《吴芳吉日记》民国二年八月十一日条，傅宏星编校：《吴芳吉全集》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3页。
(13)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7，1989年，第38页。
(14)金毓黻即说：“前《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以善作论文，精辟隽爽，风靡一时。后《民权报》被封，闻戴氏东渡，随孙中山游，四年以来，未读此君大作矣。近《建设》及《星期评论》两报署名戴季陶者，高谨言谓即天仇，不知确否?然其著作，亦足风靡一世，较《民权》时，有过之无不及焉。”(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一册，1920年12月5日条，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69-170页)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戴季陶等借办报创刊在五四时期的声名再起，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民党之声光在五四前数年中断，其历史的重塑需要机缘和时间。
(15)(日)坂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1919年11月28日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16)《吴芳吉日记》1920年1月6日条，傅宏星编校：《吴芳吉全集》下，第1250页。
(17)《吴芳吉致邓绍勤》(1922年)，傅宏星编校：《吴芳吉全集》中，第627页。
(18)郭沫若：《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1页。
(19)《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20)《张棡日记》1915年9月14、27日条，未刊打印稿，温州图书馆藏。
(21)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讲辞》，《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1920年3月，第4页。
(2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173、176页。
(23)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8-329页。参见《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每周评论》第17号特别附录(1919年4月13日)。
(24)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罗氏更特别指出“各类新派实际上长期有着‘以资格论人’的旧习气”(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像谢觉哉将家乡那批反对新文化，提倡读经的读书人称为“乡里圣人”，说他们“不出户庭，最近之学术潮流，当然鲜所接触”(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1922年10月8日条，第103页)。吴稚晖则说章士钊“尽是村学究语”(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年，第262页)。
(2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76页。
(26)《朱希祖日记》1929年2月17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
(27)《张棡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条，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廿三日条。
(28)《张棡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条。《大陆报》六、七、八等期上曾有多篇文章与《新民丛报》论战。
(29)王季烈：《罗恭敏公家传》，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8页。因为“人人皆有总统之望”的乱象，有人提出民国宪法宜规定总统资格，继任总统由现任者选举三人，交国会审查通过，非有绝对不合格之事实，不得否认。至三人中，孰为总统，孰为副总统，当在国会请总统亲临，用掣签法定之，不得参一毫私意于其间。而爱身份者要以争夺总统为耻(王清穆：《救国罪言》1923年，王清穆：《农隐庐文钞》，周惠斌、郭焰整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30)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257页。
(31)《张棡日记》1915年12月10日条。
(32)舒新城说：“及梁任公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发表，不独他的论据正是一般青年所欲说而不能说的；且能引经据典地说出，无异替青年们伸一口气。最可贵者，是他本是倡言君主立宪的，今亦深切反对改变国体。是共和之成为天经地义……我们阅报室内的阅报者陡增数倍，且有情愿不吃晚餐(因岳麓山交通不便，长沙城当日的报纸，要等上午派遣出去的信差于下午五、六时带回)而专读该文的，我于读后并为抄存，那时一般青年对于所谓帝制的心理是可以概见的。”(文明国编：《舒新城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90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舒新城对于“青年”反对帝制的认同和对梁启超“善变”的肯定，恰和老新党形成对比。
(33)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21页。
(34)康有为：《与梁启超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
(35)章士钊：《评梁任公之国体论》(1915年10月1日)，章含之等主编：《章士钊全集》第3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620、621页。
(36)大致来说“士林”关注的不是共和、帝制之争，而是在此政治大变动的关口，读书人是否能不苟且，有气节。理想境界当然是“信道之笃，守道之严”，较低要求也需言行一致。若一日三变，顺势劝进则很可能为士林非议。
(37)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三册，1919年3月3日条，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957页。
(38)《张昆弟日记》1916年4月28日条，转引自刘万能编著：《张昆弟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39)《张棡日记》1917年7月17日条。
(40)康有为介入“复辟”事的详情仍有相当大的史实讨论空间，余绍宋即听人说：“康圣此番甚不得意，盖事前大帅绝不与商量，突然发表，又仅得一弼德院副院长也。”(《余绍宋日记》第一册，1917年7月1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页)另可参见谢亮：《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被误读——康有为“虚君共和”思想与“丁巳复辟”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9页。
(42)《张棡日记》1918年8月8日条。
(43)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壬寅七月初三日条，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44页。
(44)《杨贤江日记》1915年6月1、2日条，《杨贤江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9、70页。
(45)《张棡日记》1915年3月22日条。
(46)《朱希祖日记》1929年2月17日条，第133页。
(47)即使是颇热闹的“国学书目讨论”，1935年钱穆指出：“但不幸这十几年来，梁氏那一篇《书目及其读法》，也并不为时人所注意。”(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钱穆：《学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48)文明国编：《郑振铎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
(49)文明国编：《郑振铎自述》，第296页。
(50)文明国编：《舒新城自述》，第198页。
(51)关于此可参看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高波：《在民主的天命下——张东荪传(1886-1932)》，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52)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杨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第171页。
(53)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四册，1927年5月26日条，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915页。
(54)《张棡日记》1915年12月30日条。
(55)《张棡日记》1916年10月21日条。
(56)《张棡日记》1920年5月19日条。
(57)《张棡日记》1920年7月3日、8日、8月17日、9月16日条。不过这种“混乱”情形比起江苏省的“国音”“京音”之争似还平和些(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53页)。
(58)《张棡日记》1923年8月25日、9月14日。
(59)《张棡日记》1920年9月19日条。
(60)《张棡日记》1920年6月25日条。
(61)按《张棡日记》误“何仲英”为“何其英”，同时所谓“国文述见”非指一篇文章，而是何氏1920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文章。
(62)《张棡日记》1923年12月18日条。原题为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连载于《太平洋杂志》第四卷第3、5号。此文被陈源(西滢)列入《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之列。
(63)《张棡日记》1920年10月21日条。
(64)《张棡日记》1920年6月25日条。应题为朱隐青：《德谟克拉西之三大要素》，《新学报》1920年第2期，第13-17页。
(65)张棡曾听说朱氏“约束诸生外似严，而内极亲爱。凡诸生有不守规则者，暂行记过，旋引至训话室中令观条规。盖室内遍帖‘悔过’、‘良心天理’及‘自觉改良’诸字，命犯者自指认某字，即不予记过，以观后效”(《张棡日记》1920年4月3日条)。
(66)《张棡日记》1922年12月13日条。
(67)《张棡日记》1922年3月13日条。
(68)《张棡日记》1923年5月17日条。
(69)在朱自清1924年的日记中似只字未提他与张棡有何来往，却多次提到他和周予同的交际(《朱自清日记》1924年8月18、19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70)曹聚仁就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朱师的‘新诗’写作，时期并不很久；当他的门徒，追随着写新诗的时期，他自己已经跳出那一圈子了。”(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上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71)关于此可参见周予同：《中等以下的学校为什么不应该设读经科》，《新学报》第1号，1920年1月；周予同：《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1926年9月)，周予同：《经学和经学史》，朱维铮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53页。
(72)《张棡日记》1916年9月5日条。
(73)《张棡日记》1923年8月25日条。
(74)《张棡日记》1920年9月23日条。
(75)《张棡日记》1925年2月5日条。
(76)《张棡日记》1927年3月6日条。
(77)《张棡日记》1920年5月1日条。
(78)《张棡日记》1921年5月29日条。
(79)《张棡日记》1920年5月1日条。关于蔡元培字的优劣可参看毛子水：《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毛子水著，傅国涌主编，钱阳薇编：《毛子水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80)《张棡日记》1922年10月16日条。
(81)《张棡日记》1923年5月21日条。
(82)《张棡日记》1923年6月3日条。
(83)《张棡日记》1925年12月20日条。
(84)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三册，1919年3月29日条，第1966页。
(85)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三册，1919年3月29日、30日条，第1966、1967页。
(86)刘绍宽：《六十书怀》，转见张禹、陈盛奖编注：《王理孚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87)钱基博：《〈宏毅日志汇刊〉颂言》，《弘毅》1920年第1卷第1期，收入氏著：《序跋合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9-310页。
(88)钱基博：《我听杜威博士演讲之讨论》，《江苏教育公报》(1921年)，钱基博：《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89)《张棡日记》1921年9月28日条。
(90)《张棡日记》1922年9月5日条。
(91)钱基博：《纪念之意义——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十一周纪念会演讲》，《无锡新报·思潮月刊》(1922年10月16日)，钱基博：《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第50页。
(92)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四册，1924年6月16日条，第2587页。
(93)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四册，1924年11月9日条，第2628页。
(94)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三册，1920年9月6日条，第2137页。同样读焦循之书，新文化人物如周作人读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脉络，足见传统的整体性打散后，其不同元素的多元附着性(参见林分份：《知识者“爱智之道”的背后——一九三○、四○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论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95)《张棡日记》1922年12月1日条。
(96)《张棡日记》1921年5月29日条。
(97)《张棡日记》1920年6月3日条。
(98)《张棡日记》1922年3月18日条。
(99)《张棡日记》1922年2月24日条。
(100)像1923年10月17日，张棡晚赴府前书坊看新书，“见有《文哲学报》一册，系第二期，内容颇与《学衡》相似，其末幅‘随便谈谈’一门中，驳白话及新标点与注音字母，语甚直捷，痛快!亟携回录之，作好趋新者对症之药”。1926年4月4日张棡看《甲寅周刊》，觉得“其通讯部内有数则驳新文化白话，语语中肯，应另录之”。
(101)《张棡日记》1934年6月16日条。
(102)刘绍宽：《厚庄日记》，1925年5月1日条。
(103)张禹、陈盛奖编注：《王理孚集》，第53页。
(104)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五册，1933年3月22日条，第3606页。
(105)姜琦：《中国国民道德概论》，刘绍宽序，丙辰学社发行，1917年。
(106)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三册，1920年1月13日、17日、2月26日、3月7日、5月17日、8月24日、25日、9月10日、11日、28日、30日，第2061、2063、2076、2080、2102、2133、2134、2138、2139、2144、2145页。
(107)钱基博：《〈无锡县立图书馆乡贤部书目〉序》(1920年6月)，钱基博：《序跋合编》，第167页。
(108)陈电飞：《潜龙读书表》，张宗祥序，温州：温州美本印刷公司代印，1924年，天二页。
(109)《张棡日记》1921年11月24日、12月17日，1922年3月10日、3月31日、11月28日，1923年12月21日条。
(110)刘绍宽：《厚庄日记》，1921年3月5日、12日、19日、26日，4月16日、23日、30日，6月28日条。
(111)钱基博：《题庞生文后》，《语体文范》(1920年7月)，钱基博：《序跋合编》，第371页。
(112)《张棡日记》1924年12月28日条。
(113)1921年张棡感慨于“近日报上屡载逆伦之案”，说：“道德沦丧，纲纪崩坏。此正孔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世界也。世风如此，中国安得不亡乎?”(《张棡日记》1921年4月5日条)
(114)王清穆就说：“欲平学潮，当自明人伦始，欲明人伦，当自补读经书始。”转见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四册，1923年8月10日条，第2508页。
(115)《张棡日记》1924年11月28日条。
(116)周策纵等著，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年，第272页。
(117)杨天石等整理：《钱玄同日记》1922年12月29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0页。
(118)《张棡日记》1920年8月10日条。
(119)《张棡日记》1922年10月8日条。
(120)《张棡日记》1922年1月16日条。
(12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二，1923年7月11日条，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843页。
(122)《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之先生在本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的演讲辞》，《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二集，1920年3月，第5页。
(123)丁晓先：《新时代的危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4日，第四张第一版。
(124)《杨贤江全集》第四卷，第485页。
(125)《杨贤江全集》第四卷，第650、928、976页。
(126)文明国编：《舒新城自述》，第82页。
(127)何寿全是个廪生，科举废除时紧跟潮流去日本学法政，之后在宁波法院里担任检察官，又在金华办过小学，是个典型的老新党(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128)《张棡日记》1921年9月29日条。
(129)《张棡日记》1923年9月23日条。
(130)《张棡日记》1924年2月13日条。
(131)《张棡日记》1924年8月13日条。
(132)《张棡日记》1923年6月30日、9月27日条。
(133)钱穆：《悼孙以悌》，《史学论丛》第一期(1934年)
(134)《孙雄致徐兆玮》，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五册，1929年9月19日条，第3183-3184页。
(135)《徐兆玮致孙雄》，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五册，1929年10月8日条，第3191页。
(136)《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三，周武主编：《上海学》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8页
(137)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1919年第4期。李璜亦提示老新党是“年纪在四五十上下，论学问是会做几篇八股策论文章，论功名是清廷举人、进士，或至少是秀才，论阅历曾经到日本去速成过来，或甚到欧美去考察或亡命过来，论事业曾经举办新政或提倡革命”(李璜：《国家主义者的生活态度》，《醒狮周报》第191期，1928年，第14页)。
(138)“分途的清末新党”由中国人民大学高波博士提示，特此致谢。
(139)《鲁迅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